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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书】我与艺文界的朋友们

2019/10/10 3:12:08

【读书】我与艺文界的朋友们

 

在我这一生中,有三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幸运,

第一是我出家为僧,

第二是我能和世界上有缘人士互动来往,

第三就是我喜好文学。

从一九五年代开始,

很荣幸地结交许多文艺界的朋友,

如:朱桥、郭嗣汾、公孙嬿、柏杨、刘枋等人,

承蒙他们常赐佳作给我负责编辑的杂志,

给当时保守的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气息,

我也颇以作为文学家的朋友为荣。

 

在我这一生中,有三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幸运,第一是我出家为僧,第二是我能和世界上有缘人士互动来往,第三就是我喜好文学。

 

我十二岁出家后,在丛林里读书,畅游法海数十年,养成我喜好佛学,也和文学结了不解之缘。我觉得两万多字的《维摩诘经》就像新诗般优美;《华严经》里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,情节重重叠叠、意境非凡;而《大宝积经》就像由许多的短篇小说集合而成,精简扼要,特色鲜明;至于《百喻经》就如寓言故事,含义深远,发人深省。民间的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石头记》,甚至《封神榜》,乃至于《七侠五义》等,都是我在少年时期偷偷阅读的作品,这对我后来喜好撰写文章,有很大的帮助。

 

二十多岁初到台湾,不知做些什么事才好,一时兴趣,就用文学的笔调写了《释迦牟尼佛传》;以一般小说写作的方法,写了《玉琳国师》;之后,又用散文的体裁、以拟人的口吻,写成《无声息的歌唱》。从一九五年代开始,很荣幸地结交许多文艺界的朋友,如:朱桥、郭嗣汾、公孙嬿、柏杨、刘枋等人,承蒙他们常赐佳作给我负责编辑的杂志,给当时保守的佛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气息,我也颇以作为文学家的朋友为荣。我文艺界朋友中,因缘甚深者多,实在难以一一着墨,只有列举几位,略述如后。

 

朱桥(朱家骏)

 

第一位应当说起带动佛教杂志进步的朱桥。

 

朱桥,本名朱家骏,江苏镇江人,一九三年出生。他是我一九五三年在宜兰的时候就来往的一位朋友,当时,我年轻,他也年轻。我在宜兰念佛会倡导佛教的教育与文化,他则在“救国团”编辑宜兰《青年生活》月刊。偶尔,我从台北带回《菩提树》杂志、《人生》月刊,都会送几本给他看看,他也只是漫不经心地随意翻阅两下,看得出来他并不想阅读文字,但很注重杂志的封面或编排的美感。我想,他大概看不上那些编排的方式吧!

 

朱桥什么时候皈依佛教,我并不清楚,只知道他经常在宜兰雷音寺里帮忙。记得我在台北三重埔编辑《觉世》旬刊时,他就到三重埔来协助我。一九六三年,我代表“中国佛教会”出访八十天期间,索性就把《觉世》旬刊交由他和慈惠法师编辑。由于他勇于突破陈年窠臼,每一期出版,我就感受到他的编辑手法比我的气魄要大,也增加了很多美感。

 

后来,我负责编辑《今日佛教》,他也主动前来做义工。有时候《今日佛教》的文稿、照片,不是那么方便取得,必须要苦苦地找寻、搜集,不是二三个小时就能编好一本杂志。我看他在我北投的普门精舍里,整个晚上绞尽脑汁苦思编辑,不曾有过不耐烦。多少期的《今日佛教》在他的手中出版了,我就感觉到《今日佛教》编排的版面,不但在佛教界的杂志中堪称一绝,甚至比起社会上的杂志,也可以跟他们一较长短,可谓风光十足。

 

他除了每次义务帮我编《今日佛教》外,也为“救国团”发行的团刊《幼狮》杂志编辑。当时我就认为朱桥应该到《幼狮》去发展,在我想,人才是大众的,我不应该自私据为己有。因此,我一再想把朱桥这位编辑的奇才推荐给读者,透过《幼狮》文艺,他的编辑才华应该能给台湾的出版界认识。

 

后来,他的才华果然为“救国团”的主管所欣赏,真的就把《幼狮》杂志交给他主编了。没有几个月,《幼狮》从一本可以说是简陋的团刊,一跃成为权威的杂志,也为台湾的杂志掀起了编排的革命,大家开始注重美观,版面上要有留白。我看到朱桥每天沉醉于杂志的编排里,真是乐在其中。

 

渐渐地,我因到南部筹办佛教学院,比较不常到台北走动,所以就少于和他接触了。一九六七年我来佛光山开山后,也几次想到,应该把朱桥带到南部来,我想我可以给他更大的空间,让他在南部发挥出版品的能量和威力。但又听说那时他和《新生报》社长的女儿正在谈恋爱,朱桥是一个很内向的男士,应该不适合谈恋爱。虽然我和他有师徒之情,但我是出家,他是在家,彼此仅于道义之交,也就未多加询问了。

 

正当我挂念像他这样单纯的人,在台北那样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情感,能否应付得了,不久,噩耗传来,他自杀了。在台湾,他无亲无故,这一个时期,最亲的人应该就是我了。所以宜兰“救国团”的负责人杨尊严先生致电给我,要我帮忙处理朱桥的后事。

 

事到如今,人都死了,还有什么可说呢?我一直自责,假如要他早一点跟着我到南部来,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。或者说,在他对人生感到无望无助的那个时刻,我能跟他通个电话,或者一封书信,或许就能改变他的想法。

 

朱桥像一颗出版界的彗星,可惜陨落了;朱桥像一株出版界的奇葩,可惜萎谢了。朱桥的谢世,不只是他个人一期生命的结束,更是整个出版界一个很大的损失。朱桥不是作家,但是文艺界的作家们,都以他为朋友;朱桥不是作家,但他提携许多后进作家。女人有才华者早逝,称为“红颜薄命”,男人像朱桥者,难道也是“天妒英才”吗?

 

朱桥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,现在很多文艺界的作家,像余光中、郭嗣汾、司马中原等,谈起他来,仍然是念念不忘。当然,我的内心,更是为这一位青年奇才感到惋惜,为出版界感觉到无限的可惜。

 

柏杨(郭衣洞)

 

在一九四九年,我初到台湾的时候,每天的精神食粮,除了佛经以外,就是阅读《中央日报》副刊或《中华日报》副刊。郭衣洞(柏杨),就是那时候常常出现的副刊作者。不过坦白说,那时候我看得出他很年轻,知道在艺文界中,有“郭衣洞”这一号人物。

 

由于我习惯每天看报纸,早期报纸副刊上的文艺作者,大部分的名单都在我的脑海中如数家珍。但是后来忙于弘法度众,实在没有时间去阅读副刊,慢慢地,兴趣也就转到了体育版。

 

当时,每天一份报纸,就是生活的重点,体育版的体育新闻,就是每天的希望。后来,又因为我们参与的体育竞赛,像篮球等,经常打败仗,明明可以赢的局面,到最后都是以几分之差输了,也曾经气愤得不看体育新闻。于是我又把兴趣转为阅读一些文艺作家新的作品,如笔名邓克保(柏杨)的《酱缸》、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、《异域》等。从字里行间中,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我一九四九年认识的郭衣洞,这时,他已经成为大作家柏杨了。

 

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后,每天为了工程的进行、经费的筹措而忙碌,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看报上的文艺作品。在开山期间,原来喜爱文学的我,几乎一度成为土木工程师了。

 

就在这个时候,忽然听说柏杨先生为了一篇连环漫画《大力水手》,被政府逮捕、判刑,后来送到绿岛拘禁。有“原子能之父”之称的孙观汉教授,一直为他大力奔走呼吁,寻求营救,要求释放柏杨。我觉得当局们的肚量也太小,台湾已经自由民主了,只是一点言论,有这么严重的罪过吗?我也为柏杨感到不平。但是那时候,像孙观汉这样的科学家,对台湾原子能的发展有这么重要的贡献,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吁,都没有办法,我们哪里有什么能力呢?

 

除了阅读他的作品,柏杨先生以往作家的生活我并不了解,只知道他出生于一九二年,是河南人。听说他的家庭,因为他被判刑关在绿岛而妻离子散,这恐怕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了。后来终于经过国际特赦组织的营救,让他提前二三年出狱,恢复自由之身。出狱后,任教于北一女中的诗人张香华女士愿意嫁给他,并且照顾他,我们感到张香华女士的情义,实在令人崇敬。

 

柏杨被释放了,大家真是欢喜,这也看出台湾的政治进步了。柏杨获释后,积极推动有关人权事务,他参与国际特赦组织,并且担任台湾分会的会长。他们来商借场地开会,我要台北道场的住持无条件借给他们使用。他希望我参加他们的集会,我虽重视社会关怀,但对于政治性的团体,接触并不多。

 

他倡导人权不遗余力,在推行人权教育上,发现到一般人把人权当作是政治性或党派问题,但他认为人权是生活的、是伦理的、是家庭的、是社会的,这项权利是与生俱来,跟生命等值。人类生而有自由、平等和尊严的权利,任何人在任何地方,甚至在法律面前,都有完整独立的人格。我也告诉他,佛教是最尊重生命、人权,甚至生权,因为佛陀悟道后的第一句话“大地众生皆有佛性”,就是宣誓“众生平等”的思想。

 

谈话中,我们对于废除死刑的议题,彼此有不同的看法。他主张要废除死刑,我则认为犯什么罪,都可以不用死刑,但是杀人致死者,若要免除死刑,这并不合乎因果,我不能同意。因为这个思想见解,不是我星云个人的,这是佛法讲的“因果论”。杀死别人,自己不死,这不合因果,我如果也这样子主张,那我就不能依止佛法,我就不是佛教徒了。如同一场辩论,他有他的看法,我也坚持我的意见,不过,我们都是君子之争,大家各自表述而已。

 

柏杨一生非常的用功,被关在绿岛期间,着手将《资治通鉴》撰成白话文;出狱后,又历经十年时间整理完成,并且出版。我曾经购买几十部送人,因为《资治通鉴》白话版经过他的解释、注释,让初学的人一目了然,值得推荐。我提倡白话,但是要我和他有一样的功力,把佛经典故写成像《资治通鉴》白话文,我就力有未逮了。

 

自从柏杨先生出狱以后,我因为挂念他没有职业,生活不知如何安排,连续好几年的春节,都请人代为致赠十万元红包给他,这也算我对于文化人、有良心人士,表达崇敬之心。

 

晚年,他也曾到佛光山来拜访叙谈,甚至有一年春节,他们夫妻也上山围炉,与大家一起过年。那个时候,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必须不断地在旁边提醒,要他这样、那样,我感觉到他已垂垂老矣。

 

回顾柏老一生,依他的功劳品德,以及他所受的苦难,应该值得让我们社会上有良知的人对他尊敬了。

 

未完待续……